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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的最后一個月，北京大學中文系開設的研究生課程“古文獻學術前沿講座”迎來最后幾次講座。

從戰國竹書《赤鵠之集湯之屋》到中古史志天象紀事，這門課聚焦中國古文獻領域的熱點問題和最新成果，涵蓋古籍的收藏與保護、整理與研究、出版與規劃等內容。

“古典文獻專業一直被視為冷門絕學。”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副主任楊海崢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早在1958年，北大就已經開始籌備設立這個專業，1959年正式開始招生。

焐熱一門“冷門絕學”需要多久?哪怕是今天，在本科階段開設古典文獻專業的高校仍然只有個位數。歷經大半個世紀，這一“冷門”似乎還沒有完全熱乎起來。

2024年11月15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冷門絕學協同創新研究院在北京揭牌成立，下設滿學、簡帛學、古典學等5個研究中心。據了解，該研究院致力于培養相關學科專業后備人才，已開設部分冷門絕學核心課程，并聯合國內相關高校與科研單位，創立全國冷門絕學科教聯盟。

距離真正的“焐熱”，古典文獻學及其相關專業可能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但它已逐漸吸引了更多目光與關注。

古籍專業人才一度“青黃不接”

作為北大古典文獻專業教授，楊海崢給學生開設訓詁學、中國古籍入門、中文工具書與典籍概要等課程。而39年前，她是北大古典文獻專業的學生。

“之所以設立這個專業，一方面是要為出版社培養合格的古籍整理編輯，另一方面也是要培養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專門人才。1959年，北京大學設立了全國第一個古典文獻學專業并開始招生。很多同學畢業以后，會去中華書局等單位。”楊海崢說。

直到1978年恢復高考，北大仍是全國唯一一所開設這個專業的高校。古典文獻專業在設立最初的20多年里，一直是一根斷斷續續生長著的“獨苗苗”。

“作為中文系的三大專業之一，北大古典文獻專業自設立以來，每年都在招生，本科生招收30個人左右。這些年來，培養出了一大批特別優秀的人才。”楊海崢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清華大學科技史暨古文獻研究所所長劉薔，是北大“古文獻學術前沿講座”受邀客座教授之一。她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自己本科和碩士學的都是圖書館專業，此后一直從事相關工作，并在實際工作中對古籍工作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才考取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的博士，繼續深造。

“因為我自己是做古籍整理工作的，所以就離古文獻相關專業越來越近了。”劉薔說。

古典文獻專業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和古籍保護人才，劉薔試著給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解釋，古籍整理和古籍保護其實是“兩個概念”。前者能夠從出版、圖書館、古典文獻學等相關專業輸送人才，而后者涉及古籍修復，涉及一部分傳統技藝，甚至還包括修書裱畫的修復師。到了研究生階段，二者會細分成不同方向。

“其實，目前全國只有少數幾所高校設有古籍保護與修復方向的研究生課程，如復旦大學的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中山大學和天津師范大學等。而古典文獻研究整理則相對更普遍一些。”劉薔補充。

她的博士生導師是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以下簡稱“古委會”)榮譽主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平秋。據劉薔回憶，安平秋曾用一條河流來形象地比喻古籍事業。安平秋提到，古籍事業就像一條大河，上游是古籍收藏和保護工作，主要由圖書館完成;中游是古籍整理和研究，由高校和古籍研究機構承擔;下游則是古籍影印和出版，主要由古籍出版社來完成。

“目前國內有專門的古籍出版社，比如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這些出版社都需要專業的古籍編輯來編審古籍整理和研究的稿件。”劉薔解釋。

用古委會副秘書長顧永新的話說，20世紀80年代初，古典文獻專業人才“青黃不接”的狀況日趨嚴重。

“之所以成立古委會，設立古典文獻專業，就是鑒于古籍人才出現斷檔的問題。”顧永新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當時一度缺乏從事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尤其缺乏這方面的專業人才。出版社、圖書館雖然能招到人，但大部分時候，“招的人不一定專業對口”。

1981年9月，《中共中央關于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提到，整理古籍方面的專業人才“有許多分配不對口，有的需要收回來，安排到整理古籍的各專門機構”“一些分散在各地的整理古籍的人才，有的可以調到中華書局或其他專業出版社;有的可以分配他們擔任整理古籍的某些任務”，并專門對古籍整理與研究工作、對古文獻學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作了部署。

1983年9月，教育部黨組批準建立了古委會。據安平秋介紹，當時，古委會為了解決古籍整理研究后繼乏人的問題，在教育部的領導下，除了當時已經恢復招生的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之外，還在杭州大學(1998年并入浙江大學——記者注)、上海師范大學、南京師范大學設立了古典文獻專業，后來，陜西師范大學也設立了古典文獻專業，這些高校先后加入古委會直接聯系教學單位。

“時至今日，5所設立該專業高校共培養了本科生2900余人，同21家古籍整理研究所(中心)，共同培養了碩士生6000多人，博士生2000多人，他們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都起到了領軍作用。”安平秋說，“在人才培養之外，古委會還組織隊伍，加強研究機構建設，規劃并支持學者進行古籍整理研究項目”。

“通過這40多年的努力，古籍人才青黃不接的狀況已經明顯得到改善。”顧永新說。

“冷門絕學”就這樣一點點被焐熱

自1983年成立以來，經過機構的陸續調整，古委會直接聯系的教學單位和科研機構，最終形成目前的19個研究所、兩個研究中心和5個古典文獻專業，共26家。

安平秋還提到，古委會還曾給基礎較好的年輕學者辦了一系列文獻學講習班，幫助他們較快地充實到古籍教學科研和收藏出版機構中去。1990年設立的中國古文獻學獎學金，兩年一屆，至今已評選18屆，共評出738名獲獎者。據了解，該獎學金是國內文獻學方面設置的最高獎項，文獻學可以根據學科領域劃分為歷史文獻學、古典文獻學等。許多早期獲得古文獻學獎學金的博士，今天已經成為國內外學術界的名家大家，其中有些人在各自的學術領域里承前啟后。

如今，國內高校開設與古典文獻相關的專業漸漸多了起來，大多都是在研究生階段開設。而在本科階段開設古典文獻專業的，除了北大、浙大等5所高校之外，河北大學2004年獲批成立古典文獻學本科專業。北京語言大學分別于2003年和2006年獲批文獻學碩士學位、博士學位授權點。最近，北京語言大學古典文獻專業申請加入古委會直接聯系教學單位并獲批準，成為古委會的第六個直接聯系教學單位。此外，內蒙古大學蒙古語學院也于2021年增設蒙古語授課的古典文獻學專業。

古委會委員葛兆光是在1978年恢復高考時，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在4年的本科生涯中，文字、音韻、訓詁、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辨偽、考訂這些訓練，給葛兆光打下了“很好的學術基礎”。

“這是站樁訓練出來的內功，就不像花拳繡腿那樣經不起檢驗。”葛兆光如今是復旦大學教授，也是古委會的副主任。

據復旦大學圖書館副館長、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常務副院長楊光輝介紹，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是響應國家“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高端人才培養需求而成立的，就是要讓“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

楊光輝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2015年開始招收圖書情報古籍保護方向專業碩士。2018年招收古籍保護科學碩士。相關專業的博士則是從2017年開始招收，分古籍保護與文獻學、古籍保護與物理化學兩個方向。古籍保護與現代技術結合，通過跨學科的合作與創新，為古老文獻的守護與傳承注入新的活力與可能。

研究院的古籍管理招生方向也在持續擴展。“今年新增博士生導師兩名。明年計劃招收考古學學科文獻與古籍保護方向、傳統寫印材料與古籍保護方向、化學學科高分子材料與古籍保護方向各兩名。”楊光輝說。

復旦大學圖書情報專業古籍保護與修復方向2023級研究生武士勛選擇學習古籍保護與修復專業“不是由于一時的沖動，而是出于長期的喜愛”。這個年輕人從小就對書籍很感興趣。在學校附近的舊書市場，他注意到，這些舊書都有不同程度的損傷，或紙張發黃變脆，或書脊損壞掉頁。

“我很心疼它們，但不知道怎么處理，我想，自己立志于學習古籍保護與修復夢想的種子，就是在那時種下的。”為此，武士勛在報考研究生時，選擇了復旦大學圖書情報專業的古籍保護與修復方向。

從2015年到2024年，10年來，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一共招了168名碩士研究生，其中3名是來自海外的留學生。另外還招了20名古籍保護專業的博士研究生，他們畢業后去了復旦大學出版社、上海圖書館，還有上海近現代新聞出版博物館等單位工作。

在楊光輝看來，要想解決古籍修復師后繼乏人的問題，首先要靠國家及各級政府重視，靠全社會合力加大人才培養力度。其次要靠全國古籍重點保護單位落實各項保護條件，從保存條件改善到修復保護人員編制，都應予以制度化保障。

“目前，本科及專業碩士人才已有一定基礎，建議開設專業博士門類，解決人才培養天花板問題。”楊光輝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楊光輝回顧自己的求學經歷：碩士就讀于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博士就讀于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畢業后，他留在復旦大學圖書館從事古籍保護和管理工作，“30年來基本就是做與古籍相關的工作”。在他看來，古籍工作“需要多年甚至一輩子的投入和積累”。

“對于年輕人，希望他們有顆了解古代文化的赤子之心，甘為保護古籍、保存文化遺產和人類記憶作出貢獻，為實現自我價值、完成保護古籍的使命而積極投身古籍保護事業。”楊光輝說。

科技發展讓老專業有了新加持

隨著國家對古籍保護的日益重視，古典文獻專業也逐漸煥發了新生機。劉薔特別提到了2007年國家啟動的中華古籍保護計劃，以及隨后設立的國家古籍保護中心。“這些舉措對古籍的普查、定級保護以及修復師的培養都起到了推動作用。”她說。

在談到古籍保護與人才培養的具體舉措時，楊光輝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復旦大學中華古籍保護研究院在古籍修復師的培養上，采取了“內外兼修”的模式。

據楊光輝解釋，所謂“內”，就是注重學生的理論知識學習，通過開設古籍保護科技基礎、古籍修復實踐等專業課程，讓學生掌握扎實的古籍保護理論知識。而“外”則是指實踐鍛煉，學生有機會進入實踐基地學習，接受行業導師的指導，親身參與古籍修復工作。

這種“師帶徒”的形式，不僅讓學生有機會接觸行業領域的大師級人物，拓寬眼界，更在實踐中鍛煉了他們的修復技能。

武士勛對此深有體會，他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導師授課時都是親傳親授，“手把手教學”。課程涵蓋古籍修復、古籍編目、科技保護、書畫裝潢、書畫臨摹、刻碑拓印、數據庫建構等諸多方面，這讓他“感覺自己每天都過得很充實，既學習到了古籍保護的理論知識和科學原理，又動手實踐了各種修復方法”。

“有時候，為了完成一本古籍的修復、一卷書畫的裝裱，我們會在工作室連續加班到深夜，但是大家卻不感到厭倦，而是成就感滿滿。”武士勛說。

“古籍保護工作是對傳統手工技藝和人類記憶遺產的保護。我國的古籍保護工作在中華古籍保護計劃開啟后，已打下很好的基礎，未來只要在科學實驗室方面加大投入，使現代科學技術應用到古籍保護事業中來，古籍保護事業前景光明。”楊光輝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劉薔也希望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加入古典文獻的研究，繼承和發揚傳統文化，探索人類文明的奧秘和智慧。

近年來，她發現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對古籍和古典文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她提到，自己的很多學生會通過網絡平臺購買仿真古籍、參與拍賣會或在線交流等方式來接觸和了解古籍。

“我覺得這一定是因為喜歡吧，他們肯花一點錢買古書，去研究它、欣賞它。”劉薔說。

對于古典文獻專業的未來發展，劉薔充滿了信心。她認為，隨著數字化技術的不斷發展，古典文獻的研究和利用也將迎來更多的可能性。“數字手段可以為古典文獻的研究提供新的視角和方法。”她說，“同時，我們也需要培養更多具有跨學科背景的人才，推動古典文獻專業的持續發展”。

當前，高校古籍工作正站在傳承與創新的交匯點上。古委會秘書長盧偉也提到，古委會非常重視古籍數字化工作。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古委會先后在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復旦大學的3個研究所布點用電腦編纂《全宋詩》《全宋文》《全明詩》，同時在東北師大、上海師大布點用電腦儲存古籍、校勘古籍。”盧偉說。

古委會以北京大學人文社科數智化基地為抓手，統籌協調古委會直接聯系的教學研究機構共同建設高校古籍數智化實驗室，從高校館藏古籍資源數字化和古籍智能開發利用等多個方面，推進高校古籍數字化工作，利用最新高科技手段尤其是人工智能技術，把古籍整理研究和保護利用有機結合，打造“高校古籍數字化平臺”，對接國家文化大數據體系建設，助力全國古籍資源匯聚共享，開展古籍智能化研究和實踐。

盧偉強調，古委會今后也將“加強古籍保護利用和數字化中心的工作”，讓古籍文獻得到更全面、系統地保護和傳承。

“近年來，北大在學科建設上有了新的舉措，如跨學科合作，用數字化、數字人文等方式，補充傳統古文獻學整理和研究。課程設置等方面也在改變，例如與智能學院合作，利用人工智能完成古籍整理校勘等工作，提高效率。”楊海崢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說。

她提到，與自己39年前剛入學時相比，古典文獻專業的課程設置和教材，都“有了很大變化”。

“隨著科技的發展，古籍整理的新方法、新理念乃至新的知識，都被貫徹到新的教材和教學過程中，與時俱進。”她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