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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作為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積極探索推動共同富裕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提出了推動發展型制度政策加快向共富型制度政策躍升轉變的重大目標。經過一年建設，初步形成了由國家、市場、社會等多種力量驅動，融入可持續發展和數字化等議題，促進經濟制度與社會制度、社會環境與自然環境綜合平衡的共同富裕治理體系。目前，浙江共同富裕治理體系至少包括以下八個方面特征：

第一，共同富裕治理體系把系統重塑作為戰略目標，樹立系統思維，從治理體系架構、內容、動力、工具等著手，全面推進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浙江首先以理念共識引領制度政策體系架構。通過厘清共同富裕理論內涵，確定目標體系、工作體系、政策體系和評價體系，科學謀劃、系統有序地推進共同富裕建設。其次是以系統治理回應治理內容的豐富性特征。《浙江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實施方案(2021—2025年)》對共同富裕建設的總體布局，超越了以往簡單地對經濟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的聚焦，它包括了精神文明、生態文明、社會治理等內容，以系統思維對浙江全省域全領域進行全局謀劃、綜合治理。最后在具體實踐中，構筑全體人民“共富共同體”。從多元、多層次社會主體的發展特質和需求特質出發，連續出臺《浙江省維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勞動保障權益實施辦法》《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健全完善特困人員救助供養制度的意見》等政策文件，兼顧各主體發展和共享權益。

第二，共同富裕治理體系旨在打通高質量發展與共同富裕的話語體系，不僅保持穩定、持續、適當速度的經濟增長，還要讓事實上的社會最弱勢群體享受社會進步帶來的福祉，同時促進全社會成員的福利總量不斷提高。在浙江，這首先體現在出臺“擴中提低”行動計劃，通過實施差別化收入分配激勵政策，實現由“輸血式”幫扶向增強自我發展能力的“造血式”幫扶轉變。其次，聚焦相對弱勢群體，以資源傾斜來突破先天稟賦帶來的困境。圍繞“一老一小”，積極探索普惠托育服務體系和養老服務體系，著力構建育兒友好型社會和養老友好型社會。最后，聚焦欠發達地區，根據其區位條件、資源稟賦、產業基礎等特點，選擇自身發展重點和發展路徑。

第三，共同富裕治理體系需要充分考慮復雜的歷史、代際和階層問題，以及城鄉、區域、群體差異和文化傳統，探索破除制度不平等與機會不平等路徑，讓人民擁有獲得財富和優質公共服務的公平權利。在浙江，一是有序推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集成改革，健全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加快構建有利于人口流動、城鄉一體的社會保障體系。二是促進教育機會公平，消除社會流動的制度性障礙。《浙江省教育事業發展“十四五”規劃》將完善城鄉教育布局規劃動態調整和優化機制放在突出位置，通過推進義務教育階段公辦、民辦中小學同步招生改革，全面實施“公民同招”政策等舉措促進教育公平。三是推進市場化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消除收入分配不公體制根源。《實施方案》提出，加快探索知識、技術、管理、數據等要素價值的實現形式，強調賦予科研人員職務成果所有權和不低于10年的長期使用權，提高科研人員科技成果轉化收益分享比例等，建立市場評價貢獻、貢獻決定報酬的機制。

第四，共同富裕治理體系涉及經濟發展、金融、稅收調節、就業創業、民生保障、鄉村振興、生態富民惠民等各個領域中正式與非正式的制度關系，需要符合制度政策之間的兼容原則，既體現制度設計的協調性，也體現政策執行的聯動性。一方面，增強不同領域之間政策的平衡性和協調性。另一方面，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強化聯動協同。

第五，共同富裕治理體系需要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通過精巧的微觀機制激發轉化的內生動力，形成可持續運轉模式，取得治理效益最大化。首先，數字化改革是引領共同富裕示范區建設的核心驅動力。浙江充分發揮數字治理機制，賦能共同富裕建設。通過加快推進“城市大腦+未來社區”“健康大腦+智慧醫療”等建設，在更廣范圍實現公共服務的優質共享，提升公共服務的可及性和包容性。與此同時，推進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建設提升生產生活數字場景，為社會和民眾創造財富。其次，浙江探索價值轉換機制，實現生態效益、社會效益轉化成經濟效益的良性循環。在生態資源豐富地區，探索建立“兩山銀行”改革試點，實現生態資源的“資源-資產-資本”轉化。在文化特色突出地區，深度挖掘地域文化基因，促進文化與旅游的深度融合，推進文化資源的價值轉化。最后，浙江建立可量化、可感知的共同富裕綜合評估與評價機制，精準評價各地推進共同富裕的進展和水平。

第六，共同富裕治理體系需要充分考慮外部環境、府際關系的復雜性和動態性，以及組織網絡中行動者的多元性和流動性，讓制度政策具有傳承性和成長性，保證體系框架能在不同環境及發展階段中策略性適配以達到相對穩定和均衡。一方面，浙江針對各地發展基礎、特色優勢和主導產業，量身定制、精準支持，圍繞平臺共建、產業發展、要素保障、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推動專項政策。另一方面，政策制定更加具備生長性，循序漸進、迭代升級以適應在不同階段民眾的共富需求。

第七，共同富裕治理體系體現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將促進共同富裕與實現人的全面發展高度統一起來，最大限度提高民眾平等參與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可行能力，通過完善制度設計，最大限度補償和克服“馬太效應”“階層固化”對社會弱勢群體行使自由權利和可行能力的影響。絕對貧困雖然消除了，但相對貧困、精神貧困、某些制度因素導致的制度性貧困仍然存在。這就需要在實踐中增進社會對共同富裕的理性認知，形成科學的共同富裕觀。浙江不斷厚植勤勞致富、共同富裕的文化氛圍，倡導人人勤勞奮斗才能共同富裕，積極培育公益慈善文化，建設財富倫理價值體系，讓財富變幸福。特別是浙江以人力資本投資作為重點，健全普惠性人力資本提升機制，通過完善“教育大腦+”體系。

第八，共同富裕治理體系需要形成具有普遍意義的經驗和發展模式，成為具有外溢效應的公共產品。一方面，區域之間產生由包括模仿、學習和競爭等橫向機制造成的政策外溢效應。例如，浙江紹興首創的“楓橋經驗”在全國各地掀起學習推廣熱潮;浙江安吉創新的“兩山銀行”生態產品價值轉化機制在安徽、江西、湖北、陜西等地得到推廣和嘗試;“山海協作”工程在為浙江區域均衡協同發展打下基礎的同時，也為浙川協作、粵桂協作、粵黔合作等區域協作提供方法論支撐。另一方面，經濟、社會、文化、生態等領域之間產生由共同富裕核心價值共識和政策共性特征造成的政策外溢效應。浙江公共服務領域的醫共體和教共體建設、城鄉居民“三免三惠”健康行動、城鄉同質同標的免費健康體檢制度等，對于其他地區城鄉區域協調發展提供了重要借鑒。

(作者系浙江工商大學校長;本文節選自“扎實推動共同富裕高峰論壇”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