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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作者：張巍(華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

李白的詩歌如果僅看其單篇，會覺得異常精美，幾乎找不出冗筆敗筆與潦草粗率之筆;但仔細通讀李白全集，讀者就會驚訝地發現其中存在著不少的自我重復和自相矛盾之處。這種自我重復主要體現在詩歌語言和藝術技巧的維度，古人早有提及，如王世貞說“百首以后，青蓮較易厭”(《藝苑巵言》)，就有這個意思在內。這種自相矛盾主要體現在思想傾向與情感狀態的維度，歷來受到的關注相對較少。仔細分析，李白詩歌中的自相矛盾突出表現在當前書寫與事后追憶、一時激憤與長久追求、實際創作與理論表述這樣三個層面。

文學作品天生就具備修辭性，“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左傳·襄公二十五年》)，言辭的展現往往既是對事實的某種揭示也是某種遮蔽。詩人一旦開始書寫，就處于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建構過程中，所建構的不僅是文本，也是自己所希冀的表述結果。在這里，個人記憶可能會出現選擇性的遺忘和重構，歷史事實會被加以有意無意的修正，留下的是詩人最滿意的一種敘述方式，在李白的詩歌中就存在類似情況。

李白一生主要有兩次涉入政治，前一次是進入玄宗朝廷，后一次是參加永王李璘的軍隊。玄宗更多的是將李白視為文學侍從之臣，李白在長安的經歷也并非很愉快，這點他在詩中曾反復表達過：“青蠅易相點，白雪難同調。本是疏散人，屢貽褊促誚。”(《翰林讀書言懷呈集賢諸學士》)“讒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計。彷徨庭闕下，嘆息光陰逝。未作仲宣詩，先流賈生涕。”(《答高山人兼呈權、顧二侯》)離開長安時，李白戀戀不舍，并將自己比作鸚鵡，其《初出金門尋王侍御不遇詠壁上鸚鵡》一詩云：“落羽辭金殿，孤鳴咤繡衣。能言終見棄，還向隴西飛。”頗有幾分辛酸的意味。但后來他追憶中的長安生活卻無比美好：“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軍蜀道迎相如。天門九重謁圣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彤庭左右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翰林秉筆回英眄，麟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金鑾殿。龍駒雕鐙白玉鞍，象床綺食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其一)“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遙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后。夫子紅顏我少年，章臺走馬著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流夜郎贈辛判官》)從這些詩作可以看出，李白的長安經歷與長安記憶之間，本身就存在著反差。或者說他是根據詩歌表達的需要，對自己的記憶進行了有意取舍。

參加永王李璘幕府恐怕是李白一生最為后人非議之處，但當時的李白卻極為快意，試看他的《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凈胡沙。”“試借君王玉馬鞭，指揮戎虜坐瓊筵。南風一掃胡塵靜，西入長安到日邊。”蘇軾《念奴嬌》中寫到周瑜“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恐怕也不過如此。而李璘兵敗后，李白獲罪流放夜郎，最終途中遇赦，這時他又說自己是因為受到脅迫而極不情愿地參加了永王軍隊：“遇永王東巡，脅行，中道奔走，卻至彭澤。”(《為宋中丞自薦表》)“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旃。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流夜郎憶舊書懷贈韋良宰》)兩相對照，前后所言簡直像是出于二人之口。其實對于李白而言，當時追隨李璘出征意氣風發是真，事后悔過遮掩以為情非自愿也是真，只不過是時移世易，個人心態發生改變而已。后人出于對李白的同情和敬仰，也愿意接受他的自我辯解，例如蘇軾《李太白碑陰記》中就說“太白之從永王璘當由迫脅”，其實未必符合歷史原貌。

事后的追憶可能被重新建構，情感敘寫有時也僅代表特定時刻的狀態。李白詩中所展現的，某些情況下只是心靈一時之個相，而非長久之共相。李白曾在詩中寫道：“功名富貴若長在，漢水亦應西北流”(《江上吟》)，“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復醒”(《將進酒》)，似乎對功名富貴極為蔑視。這和杜甫《醉時歌》中的“儒術于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一樣，都屬于一時的憤激之辭，并不代表他一貫的思想傾向。事實上李白追求功名的愿望異常執著而強烈，熱切向往之情時時躍然紙上：“富貴吾自取，建功及春榮”(《鄴中贈王大》)，“功業莫從就，歲光屢奔迫”(《淮南臥病書懷寄蜀中趙征君蕤》)，“富貴日成疏，愿言杳無緣”(《贈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在《贈張相鎬二首》中，他深為自己功業難就而悲哀：“一生欲報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趙翼就說李白是“功名之念，至老不衰”(《甌北詩話》卷一)，如果只是僅憑幾句詩就判定他視功名如過眼云煙，認為他甘作超然世外的高士，那真是錯認李白了。

李白對于詩歌的理論表述與實際做法之間也存在著相互矛盾之處，試看《古風五十九首》其一的中間部分：“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圣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這是一首氣象蒼茫的五古，也是一首極富氣勢、頗具己見的論詩詩。此詩的主旨正如《唐宋詩醇》所說：“指歸大雅，志在刪述。上溯風騷，俯觀六代。以綺麗為賤，清真為貴。論詩之義，昭然明矣。”然而該詩雖好，其中表達的文學主張卻與李白的創作實際嚴重不符。六朝文風對李白影響極大。李白早年曾經“三擬《文選》，不如意，悉焚之”(《酉陽雜俎》前集卷十二)，今李白集中所存《擬恨賦》，應該就是他“三擬《文選》”后的留存。換個場合，李白自己也在詩中說“解道澄江凈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金陵城西樓月下吟》)，“我吟謝朓詩上語，朔風颯颯吹飛雨”(《酬殷明佐見贈五云裘歌》)，對六朝詩人謝朓推崇至極。杜甫是李白的知己，他屢屢以六朝詩人來比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這是對李白的高度贊美，也道出了李白創作的實際。宋代朱熹都認為“李太白始終學《選》詩”(《朱子語類》)。正是因為如此，嚴久能就評價“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這兩句詩說：“太白、昌黎詩亦自六朝出，此云云者英雄欺人語耳。”(周中孚《鄭堂札記》引)所論也不無道理，只是未必要將李白這種說法看作是英雄欺人。至于有的研究者強作解人，認為李白這里言行并無沖突之處，也同樣大可不必。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往往將力量用之于為古人的理論觀念搭建系統的思想體系，很少有人關注其思想的矛盾、裂痕與零碎，并還原其真實的歷史面貌”(左東嶺《中國古代文學思想闡釋中的歷史意識》)。究其根本，李白這類詩人情感充沛、感受敏銳、富于藝術才華，但思想則可能復雜多變并充滿矛盾，零散而未必系統，不能將他們看成是具備嚴密思想體系的哲學家，甚至是邏輯周密、論斷嚴謹的科學家。李白詩歌中的自相矛盾，反映的是詩人心靈不同側面和不同階段的差異，其中難免存在相互沖突之處。但因思想情感矛盾而產生的動力和張力，恰恰是李白詩歌創作的重要源泉。李白詩歌創作的過程，往往就是展現、印證、消解心靈矛盾的過程。李白身上存在的矛盾之處，諸如出世與入世、高貴與平庸、求仙與入仕、貶抑古人與尊崇古人等，讓他成為一個鮮活豐滿、生機勃勃、激情迸發的詩人形象，讀者雖有目迷五色的疑惑，但更覺得他充滿神奇魅力。在眾多的“詩仙”之謎中，自相矛盾也算是其中的一個吧!

了解李白詩歌中自相矛盾的這種情況，對于古代文學的研究方法也有所啟迪。詩人創造了詩，后世讀者也習慣于從詩歌本身出發去詮釋詩人，將詩中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等同于詩人本人，將詩歌文本看作詩人的真實傳記，這是文學接受中的普遍現象，但這種做法從邏輯起點上就蘊含著一定風險。因為讀者所依據的主要是詩人的自供，而缺省或忽略了其他的證詞。試想一下，如果詩人的自我陳述本身就自相矛盾的話，又如何能做到完全令人信服?從史源學的角度來講，詩人自述是研究詩人最寶貴的第一手材料，但詩中的真，有時是一種情感的真而未必是事實的真。對于詩人來講，更不可能筆下的每句詩都是歷史實錄。洪邁《容齋隨筆》中就感慨道：“詩人之言，渠可信哉!”元好問《論詩絕句三十首》中也說：“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他們所說的或許有些偏頗，但對詩人自述保持適度警醒仍是研究者應有的態度。

《光明日報》(2023年08月28日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