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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技術發展以及媒體行業的變化，全球新聞學院不斷調整，以應對新技術帶來的挑戰。美國新聞學教育處于世界領先水平，其經驗一直為國內大學所借鑒。在以往的研究中，一些研究者從培養目標、課程體系、師資結構等多方面對美國新聞學教育應對技術改革措施進行全景式掃描。這些研究主要以哥倫比亞大學、密蘇里大學、西北大學、南加利福尼亞大學等為研究對象，這些學校擁有美國新聞學專業頂尖學院，然而這些學院在資金、人才、地域等方面的優勢對于國內大部分學校的新聞學院而言難以復制，故研究其經驗的本土轉化具有一定難度。

事實上，除上述新聞學院外，美國亦有很多歷史悠久且實力不俗的新聞學院。愛荷華大學是美國中西部地區知名的公立性綜合大學，也是美國大學大十聯盟盟校。該校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成立于1924年，有近百年歷史。1948年，該學院授予全美第一個大眾傳播學博士學位；1984年，由該學院主辦的校報《愛荷華人》獲評美國最好的校園報紙，迄今為止依然是美國大學校報的佼佼者。本文以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為研究對象，通過對該學院新聞學教育方面的經驗考察，為這一領域研究提供更豐富的案例以及更多元的視角；通過對該學院院長大衛·雷菲教授的訪談，了解該學院在數字時代教育改革的舉措，尋找可以進行本土轉化的經驗。

(資料圖)

將優秀的寫作技能、持續學習的能力和良好的職業道德作為學生必備能力

筆者：據學院網站介紹，學院本科專業課程體系主要培養專業技能、對媒體社會角色的理論化思考以及職業道德。請問這一培養目標的含義是什么？

大衛·雷菲：美國大部分新聞學院都是新聞學職業學院，這意味著所設課程致力于以培養訓練學生從事新聞工作為主。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設在文理學院里，因此我們除了培養學生的技能外，更希望他們擁有寬廣的知識背景。

以前媒體行業穩定時，新聞學院如同法學院一樣運作，如果學生考取了法學院，他們將來會去律師事務所工作；如果學生考取了新聞學院，他們畢業后會去一家報社或電視臺工作，可能在同一家新聞單位工作30年，這曾經是一種非常穩定的模式。那時的模式相較于大部分新聞學院并不具有特別的吸引力。現在，媒體行業發生了極大變化，已經很難有人在同一家報社工作30年了。現在的新聞行業更像電影行業，假如你在好萊塢想得到一份工作，那可能在1-2年內都沒有報酬。你需要不停地做事、發展人脈，最終才能開始獲得報酬。然后你從一個工作換到另一個工作，在一部部電影中學會一個個技能。現在的媒體行業也是如此，我們的學生實習過很多次，和他們付出的相比，那些工作本質上是免費的。他們在免費工作一年后可能得到第一份工作，然后從這個工作跳到另一個工作。在這樣的環境中，一個人不僅要掌握專業技能，同時也應該擅長學習新知識，要考慮到現在的專業技能可能在10年后就不存在了，必須不斷學習新技能。廣闊的知識背景有助于讓學生在沒有答案的情況下自己尋找解決辦法。所以，我們的模式是將人文教育與新聞學教育結合起來。現在來看，這樣也更具有吸引力，因為廣闊的知識背景能夠幫助學生更好地成長為一個不斷學習的人。

我們告訴學生：所有的傳播活動都要建立在新聞學的基礎上，新聞學的基礎是寫作，任何地方都想要寫得更好的人，想要能夠尋找信息、解釋信息且具有良好職業道德的人。所以，優秀的寫作技能、終身學習能力和職業道德這三種能力是所有傳播活動的基礎。即使媒體行業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這三種能力永遠是不可或缺的。我們的課程體系就是以專業技能為基礎，為學生提供足夠靈活的課程，讓他們將專業課程與自身興趣結合起來。

筆者：這樣的培養目標效果怎樣？

大衛·雷菲：現在我們有600多名本科生，我們的學生畢業時基本都能找到工作。從學生與學院的關系來看，我們做得還不錯。我見了一些雇主，他們招聘的學生中有我們學院的，也有密蘇里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和其他大學的。大多數雇主對我說，我們的學生在畢業時可能不夠專業。比如，他們學過消息寫作，但沒有像其他學校那樣反復訓練和實踐。但是，我們的學生更擅長寫作，也能很快學會其他必需的技能。而且，他們還能從更開闊的視角發現問題、尋找機遇，能更快為雇主單位帶來價值。

將數字新聞寫作作為特色，延續寫作品牌

筆者：在政治學領域中，東西海岸和中部地區的大學研究側重不同。比如，東海岸大學的政治學系更關注聯邦政府事務以及政客的活動；西海岸大學的政治學系更關注政治文化研究；中西部地區的大學，如愛荷華大學的政治學系更注重量化方法的訓練。請問，在新聞學教育中是否也有類似情況？

大衛·雷菲：新聞學與政治學有所不同。美國目前大約有400多所新聞學院。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是美國第一所新聞學院，也是全美規模最大的新聞學院之一，在美國新聞學教育領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哥倫比亞大學、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愛荷華大學、印第安納大學、密歇根州立大學的新聞學院都具有較大規模，其他大部分學校的新聞學院規模則很小。目前，一些坐落于東西海岸大城市學校的新聞學院也在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些大城市是數字技術的發源地，那里的新聞學院和科技公司開展了更多合作，推動了數字新聞業的發展。

目前，較大的網絡新聞公司、數字新聞公司的總部都不在中西部地區，主要分布在紐約、舊金山、西雅圖、波士頓等地，這種情況與新聞行業的分布是一致的，而新聞教育則與新聞業緊密相關，因此中西部大學新聞學院的數字新聞并不突出。這種情況就好像中國的媒體行業創新總是發生在北京和上海一樣。

筆者：您認為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的特點是什么？

大衛·雷菲：愛荷華大學以寫作聞名，特別是創意寫作。愛荷華大學有作家工作坊（著名作家聶華苓于1967年在此發起“國際寫作計劃”，打造作家工作坊這一平臺，現在每年暑假依然都會舉辦——筆者注），英文系有非小說創意寫作，所以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也一直將自己定位為一所以寫作見長的新聞學院。其他大學學生來到這里基本上也是因為學院在寫作方面的名氣。不過，現在幾乎所有的新聞寫作最終都呈現在手機而不是報紙上，適合手機等設備的寫作形式我們還在探索中。上世紀四五十年代，我們教授新聞寫作并因此獲得了聲譽，但數字新聞寫作時代的到來，讓我們正逐漸失去名氣。如何將寫作這一品牌在21世紀得以延續，在數字寫作方面依然保持競爭力，我們正在努力嘗試。

筆者：數字寫作方法已經形成了嗎？

大衛·雷菲：我們在教數字寫作，但我們需要從頭思考數字寫作。我們依然不是很清楚應該如何講述適合手機閱讀的故事。當人們的閱讀方式變成滑動屏幕時，我們應該如何講述一個故事？讀者是一直向下滑還是上下滑動抑或是左右滑動？又或者，滑動方式重要嗎？虛擬現實如何運用于手機閱讀？怎樣把你正在寫的信息和其他信息鏈接起來？我們需要努力去創新21世紀的寫作方式。

假設我們學院在舊金山，我們就可以和一些創新寫作方式的公司開展合作。這些公司有大量與寫作創新有關的數據，比如用戶信息、人們閱讀信息方式的數據等。假設能與臉書合作，就可以獲得數千萬人的數據進行實驗，然后很快得到結論，但這涉及個人隱私問題。在愛荷華州，這樣的科技公司很少。我們正努力與這樣的公司合作，將他們的成果與寫作創新結合起來。我們曾經以寫作而聞名，寫作是我們的品牌，這是上一代人留下來的寶貴財富，對于我們這一代人來說，也將朝這個方向努力，將這一品牌繼續發揚光大。

為學生的下一步而不是終身職業做準備

筆者：您認為數字技術對于新聞學教育的影響是什么？

大衛·雷菲：關于這個問題有兩個答案。一方面，我們還不清楚應該如何訓練我們的記者，因為新聞業的變化是如此巨大，我們仍不清楚新聞業的發展方向在哪里。沒有這些知識，我們就很難決定到底應該做些什么。在這種情況下，大部分新聞學院選擇教學生新的工具和應用。因為無論這個領域向哪個方向發展，學生都需要了解相應軟件、了解虛擬現實技術、學會如何使用相機等。所以，美國的新聞學教育設置了很多技術相關的課程，如視頻編輯、網頁編輯、播客制作，等等。

而我們選擇了不同的方式。我們認為，讓學生能夠思考應該使用什么樣的工具比訓練他們如何使用更重要。舉個例子，為什么要用播客講故事而不是instagram（圖片分享社交應用）？大部分新聞學院并不訓練學生反思技術的運用，但我們在這樣做。這又回到之前討論的問題——文理學院的背景使我們注重培養學生的批判思維能力，我們不希望學生的課表全都是技術課程。少關注一點技術，多一些對技術使用目的和對媒介環境的理解、對技術如何改善敘事方式的理解更加重要。

筆者：剛剛我們談到了數字技術，請問學院是如何保持與前沿技術接軌的？

大衛·雷菲：我們有很多種方式。一種是培訓教師，即邀請技術專家來學院開設工作坊，或與一些公司合作，對教師進行培訓，使教師了解新的技術和趨勢。鑒于愛荷華城并沒有那么多經驗豐富的媒體人，我們一般是在總統大選期間雇傭一些駐扎在愛荷華城的全國性媒體記者。他們會在這里待一個學期甚至一年。另外，我們的校友也會回來作講座。我們還設有實踐學術委員會，為我們提供行業發展的信息和發展建議。

我們與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不一樣，哥大新聞學院的學生在讀書以前大部分已經是記者了，他們已經做了專業選擇，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也是如此。但是我們的學生并不一定知道未來要做什么，他們可能做記者也可能不做。我們一共開設了12門專業課，雖然無法在12門課程中讓學生獲得最大的職業經驗，但會盡可能教授他們更多知識。我們建議學生在三個方面進行發展。首先，要學好12門主要課程。其次，在大一、大二時去學校媒體——《愛荷華人》、愛荷華人電視臺實習。學校總共有10個校園媒體，學生不必非要準備好了再去實習，在實習中同樣會得到訓練。第三，要求學生在畢業前完成2-3次校園外實習。通常情況下，一次是在本地媒體實習，可以在校園媒體或本市媒體進行；另一次可以在本州或者區域性的媒體，比如在芝加哥的媒體實習。如果學生以后想去舊金山或紐約工作，最好有在這些地方的媒體實習經歷。實習的目的是，可以深入了解將要生活的城市——比如如何坐地鐵、如何租房子等；有助于建立在當地的人際網絡。如果一個學生認真上課，在校園媒體將課堂所學轉化為實踐經驗并在其他媒體實習過，那么他已經為第一份工作做好了準備。

我們無法為學生的一生做好職業準備，因為在新聞行業領域再也沒有終身職業了。學生必須給自己創造一份與新聞相關的職業，可能是一家創業公司，可能是非營利組織，也可能是政府機構或廣告公司和公關公司等。他們在不同行業的轉換中學會了各種技能，選擇了自己的職業。這也是他們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筆者：所以，你們的目標是幫助學生為第一份工作做準備嗎？

大衛·雷菲：我們是為他們的“下一步”做準備。學生畢業后第一步要考慮的是：我要做什么？我將住在哪里？我努力的方向是什么？他們不必想余生要干什么，即使他們想安定下來也無法確定。“下一步”是在此之后，他們將成為終身的學習者，不斷學習新的相關技能。這就是新聞業現在的模式。我們在為他們的“下一步”做準備（第一份工作即畢業后的“下一步”，學生在第一份工作中獲得的技能同樣是為“下一步”工作做準備，人文知識背景有利于持續學習，為“下一步”做好準備——筆者注）。

技術快速迭代背景下，新聞學院更需要“技術+”理論型人才

筆者：學院里包括全職講師以及終身教職的教師，有多少人具有業界經驗？

大衛·雷菲：其他大學新聞學院具有終身教職教師的業界經驗相比我們更豐富。因為我們屬于文理學院，所以更看重學術背景。我們學院的大部分教師在本科畢業后會直接去研究生院讀書，沒有任何實踐經驗。

筆者：在中國，我們也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到底是學術背景更重要還是業界經驗更重要。您怎么看？

大衛·雷菲：這是個長期存在的矛盾，但考慮到新聞業的變化，這種討論可能不需要了。因為新聞學教育既需要經驗也需要理論，新聞業需要職業技能，也需要對這份職業有著深刻理解的人。在新聞業，學術背景和業界經驗的結合有助于產生新的解決辦法。在美國，新聞學院一直被經驗和理論之間的矛盾驅動著向前發展。在我看來，這一矛盾現在已毫無意義了。假設你曾經是一名記者，辭職后到了大學不再做記者，你在大學里工作2-3年后，對原先新聞單位所發生的事情也就一無所知了。你的技能可能已經過時，你的經驗對學生而言也沒有太大價值。所以，我們現在更需要那些在行業中實踐并對行業有一定思考、可以和大學里的老師一起建立新知識體系的人。

在科技與媒體資源并不豐富的條件下，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將數字新聞寫作作為學院特色，力圖在激烈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在新聞業失去終身職業的背景下，他們將為學生的“下一步”而不是終身職業做準備作為培養目標，目標更靈活、更實際。他們在教授技術且不斷更新課程體系的同時，將廣泛的人文教育作為課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以此強化學生終身學習的能力，應對不斷變化的新聞傳播行業。事實上，新聞業前途未卜，寬基礎+技術的方式與教給學生各種技術的改革策略孰優孰劣亦無法判斷。國內很多地方的新聞學院在科技支撐、媒體資源和資金支持等方面面臨的情況與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是相似的，這些相似因素使得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近年來的改革經驗更具本土轉化的可能。如何分析自我、找準定位、差異化發展，或許是愛荷華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給我們的重要啟示。（作者 姜巍 系遼寧師范大學文學院新聞系講師，曾赴美國愛荷華大學文理學院政治學系訪學）

來源：《神州學人》（202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