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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族發展至今已有5000多年的歷史，而早在2000多年以前，中華民族的祖先在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上就已經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相依存、共同發展的自在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到鴉片戰爭以后，在共同抵抗外敵的斗爭中，各民族更加團結，最終形成了由自在到自覺的中華民族共同體。

陜西昭陵博物館藏的唐代胡人備馬圖壁畫。資料圖片

從考古和歷史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中華民族的形成早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初現端倪。中國境內新石器時代的遺址表明，在距今6000多年前的浙江良渚文化時代、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石峁遺址時代，在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二里頭文化時代，各地文化不僅通過頻繁的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共性，而且此共性特點為夏代所繼承，在商、周時期得到發展，并在以后的數千年中于中華大地上一直延續和發展著，成為中華各民族文化共有的核心特點。這些特點是古代中華文明與世界其他古代文明相區別的重要標志。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經過了數千年的漫長歷程，到秦統一時期基本完成。

北京自古就是一個多民族雜居共處的城市。北京的歷史說明，多元一體是中華民族發展的規律和大趨勢，多民族、多元交往交流是過程，融合、一體是結果。北京的歷史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如何形成的一個縮影，一個典型。

在舊石器時代，北京已有人類活動，并留下了多處遺址，如50萬年前位于周口店的北京猿人遺址、3萬年前的山頂洞人遺址，在北京懷柔、延慶、平谷等地也發現了多處舊石器時代的遺址；在1萬年到4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時代和銅石并用時代，在北京懷柔、昌平、門頭溝、房山等地，發現了更多人類活動的遺址。這些遺址出土的文物表明，在石器時代，北京地區的人群就與中國其他地區，如內蒙古、河北、遼寧，甚至河南等地有很多交流，因此其文化具有共性。也就是從新石器時代開始，今中國境內各地區的不同人群通過交往交流交融，已形成了很多文化上的共性。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過程就開始了。

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046年的夏、商時期，由于地處北方牧業文化和中原農業文化的交界地帶，北京存在華夏與北方各部族交錯雜居的狀況。本地民族除了華夏以外，還有狄人、山戎、東胡等牧業或狩獵民族。一方面，顯示出農牧結合的地方特色；另一方面，也與以河南、陜西、山西等地為核心的中原商、周文化逐漸擴大聯系。根據《國語·周語》卷二中的記載，狄人與華夏人交往時有專職的“舌人”居間溝通。

公元前1046年至公元前256年的周代，周王派宗親率族人來到北京地區，建立了兩個諸侯國，分別為薊國和燕國。中原王朝的影響不斷北上，華夏農業文化更多地進入北京地區，于是燕山南北的土著農牧文化與周文化結為一體，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幽燕文化”。這個時期，北京地區還是華夏文明的邊緣地帶，尚沒有成為中心。

在春秋戰國時期，周王分封的燕國成為“戰國七雄”之一，修建了防備匈奴的燕長城，劃清了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界線，北京地區則完全融入華夏文化圈，但在長城以內，仍有多民族聚居，存在地方文化特點。如以游牧業為主的狄人在今北京延慶建有代國。另一部分已經轉向農業的狄人在北京周邊的今河北易縣等地曾建有存在了數百年的中山國。

戰國時期，狄人與華夏人的通婚已經普遍存在。如晉文公的母親就是狄人，晉文公小名叫“重耳”，就是狄語“大耳朵”的音譯。戰國晚期隨著燕國的強勢擴張和不同族群間的交流，狄人等土著部族雖留居當地，但逐漸被同化，其文化也逐漸融入燕國文化。因此，有先秦文獻稱狄人與華夏同祖。秦國滅亡燕國后，在今北京設薊縣，當地與中原的聯系更為密切。

秦漢以后，又有匈奴、鮮卑、烏桓、丁零和高車等北方部族大量涌入今北京及周邊地區，民族成分有所增加。

到唐代，在北京設幽州。幽州因為比鄰北方和東北少數民族聚居區而屬于邊疆地區。唐太宗征高麗時曾把大量高麗人帶到幽州安置。隨著唐朝控制區的擴大，又有大量來自東北的奚人、契丹人、女真人不斷地遷入幽州，他們與漢族的交往日益頻繁。

研究隋唐史的權威學者陳寅恪先生指出，在唐代中晚期時，由于大量“胡人”進入，河北（包括北京）地區已經“胡化”（即少數民族化）。因此，公元755年，安祿山、史思明才能以當地剽悍的“胡人”騎兵為主力發動反叛唐朝的暴亂。史思明在幽州建“大燕國”，把北京作為首都，自封為大燕皇帝，基于這種情況，陳寅恪認為公元8世紀中葉以后，河北地區不僅是從血統上，而且從文化上已經是“胡化”社會（《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公元840年，蒙古草原的回紇汗國崩潰后，有數萬回紇人南下進入幽州和河北等地，這些人以后也融入了當地漢人之中（《新唐書·回紇傳》）。

在唐代，很多邊疆地區都有相似的民族融合情況。如唐代詩人司空圖在描述河西走廊有很多漢族人少數民族化的情況時，在其《河湟有感》詩中稱：“一自蕭關起戰塵，河湟隔斷異鄉春。漢兒盡作胡兒語，卻向城頭罵漢人。”

所以說，歷史上民族之間的交流一直是雙向的。這也造成了文化、血統的大規模傳播與融合，也是中原漢族人口和文化不斷得到補充擴大和豐富的重要原因。

公元938年，幽州（北京）成為契丹族所建遼政權的陪都。大量契丹人進入今北京，遼滅亡后，這些契丹人基本都融入了當地的漢人之中。

1153年，女真族建立的金國，將首都從黑龍江遷到今北京，稱“中都”。大量女真人進入北京地區，促進了與北京各族居民的逐漸融合。中都大規模擴建，盧溝橋就是這時候修建的。

1271年，蒙古人在北京建“大都”，帶來了蒙古族文化。定居的蒙古人逐漸改說漢語，改變了原有的發音，給北京的漢語發音造成了歷史性變化。因此，如今多數學者認為北京話是元大都話的直系后裔，也就是現在北京話的發音是被來自阿爾泰語系的契丹、女真和蒙古人改造后形成的。

到了清朝，隨著滿族人的入關，東北各少數民族隨之大量進入，對北京地區民族構成的影響更是全面而深入的。清代北京分為內城（北城）、外城（南城），內城駐扎的全部是八旗兵及其家眷，漢族人則住在外城，有人稱之為“漢人城”。清初內外城共76萬人，旗人占一半。八旗除了滿族人和部分入旗的漢族人外，還有蒙古、藏、維吾爾、鄂倫春、錫伯、達斡爾、俄羅斯等族人。在清代的近300年間，北京各民族之間的大融合，使得差異不斷減少，共性不斷增加。辛亥革命爆發后，北京沒有出現動亂和民族仇殺與清代民族間的融合有很大關系。

回顧歷史可以看出，北京的歷史是整個中華民族歷史的縮影。自商周以后的3000多年來，北京一直是多民族聚居區，是各族人民相互融合的大熔爐。

新中國成立后，北京的包容力使之成為各民族融合發展的苔萃之地，成為全國56個民族成分齊全的地區，這極大地豐富了北京文化的內涵，也為各民族文化的發展和交流提供了平臺。北京的少數民族人口數量不斷增加，從1949年的9萬多人發展至今已超過104萬人。新時期以來，北京的少數民族流動人口也快速增加，目前已達到37萬人，不同民族間通婚已成為普遍現象。根據統計，從2008年至2012年，族際通婚占北京市結婚總人口的比例為11.5％左右。民族間的融合使得各民族之間思想文化觀念不斷趨同，共同性日益增多。北京已成為各民族友好團結、相互學習、共同前進的中心。

（作者楊圣敏，系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國民族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民族教育》雜志202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