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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資料圖)

▲建設中三峽水電站

中國的文化和文明從外來者不斷的驚嘆聲里消失百年了，像卡贊扎基斯這樣的作家如今來到中國，恐怕已經不會再寫這樣的文字了，取而代之的是近幾年以《紐約客》為代表的外國記者對中國的報道，文化的大規模損害和遺忘，古人對自然規律的遵循早已變成今人的對抗和征服。

2006年9月10日，三峽大壩開始關閉合攏，月底水位由之前的10-20米達到70-110米。比利時華僑鄒宏平在他寫給家人的《三峽家書》里開始記錄他的所見所感，水位升高“將淹沒我仍見得到的兩岸土地的30%，在過去的三周里，我和這些土地已有了感情，像我睡眠時的鄰人，一起呼吸的人，可想而知在此生活了許多世紀的當地人是何感受”。

相隔五年，2011年9月我踏上三峽，秋雨淅淅瀝瀝，夏天那場淹沒長江上游、下游的暴雨早已過去，對三峽大壩抗洪能力的爭論也早在某位官員的“三峽工程最終不是治水問題，是哲學問題”的荒謬解說下煙消云散了。

兩岸的青山在雨后變得云霧繚繞，昔日的美也減了大半，重慶的思想家王康回憶昔日的情景：“我當年在農村插隊的時候，在巫山，我們的公社生產隊是在巫山的長江的南面，我們的生產隊看出去，我們下工的時候，就能看到高臺，巫山有三臺八景十二峰，高臺、云臺、釣魚臺，海拔3000米左右，下班的時候，夕陽西下，陽光射進去，那是萬丈金光，金碧輝煌，極其壯麗，極其壯觀。”

這些曾經雄壯、挺拔的青山如今像斷了腿的巨人，坐在輪椅上顯得矮小而脾氣暴躁，泥石流、滑坡不斷，三峽的幾乎每個新縣城都面臨著這巨人的責難。于是，山上或者用尼龍網包裹起來，或者直接涂上厚重的水泥，以保障路面和住房的安全。

與斷腿巨人相望的，是三峽大壩旁邊近百米高的巨大電網，成排連接，望不到頭。每個電網都有70萬伏的電量，從這里運輸出去，抵達半個中國。而這巨大的電量，與那些習慣黑夜的三峽沿岸居民卻顯得不是那么必須，鄒宏平的家書里記錄道：“為什么在夜晚經過的一些城市一片漆黑，或只有少量燈光。原來果然是一些移民——即便他們搬遷到新的現代城市，也仍然沒有用電的習慣，也因為那需要錢。貪婪的開發商野心勃勃地建造許多現代化的住宅樓，許多年輕人為城里講究的生活和體面的工作所吸引，選擇自動離開去別的城市，空余這些當地的新住宅，在夜晚一樣與對岸同樣荒涼的新城岸上……這些瑣事看起來都和克魯尼的老電影同一色調。”

鄒宏平和朋友談起過1930年美國田納西峽谷被淹沒的事，在三峽的，他重看了科恩兄弟的電影《O Brother, Where Art Thou?》，對里面的話有了新認識：“當他們談論淹沒的峽谷和新生活的時候，喬治·克魯尼扮演的角色告訴觀眾整個工程將如何為人們提供電力，如何使他們的生活現代化，即使他們以前的生活并不需要用電。”

美國早已為他們修建大壩付出了代價，當全世界都在拆除大壩的時候，看到當日的三峽時，鄒宏平發出了和卡贊扎基斯相反的感慨：“中國人相信五行是生命的基本元素，用以維持人類生活秩序的和諧。現在，他們似乎開始改變水元素了。”

鄰座的年輕人在向長輩介紹手中的3G手機，不用再像傳統一樣花錢買手機了，可以分月繳納話費。長輩問到底什么是3G，為什么不用花錢買了。年輕人解釋了半天，長輩仍然露出不解的表情。

也許是涌入奉節的商業太快了，這個近18萬人口的縣城，主街夔州路兩旁布滿了小商鋪、百貨商場、高級酒店，中國移動和中國保險的大樓也赫然其中，這些建筑大都精裝修、燈火明亮，密集地盤踞在山腰上，綿延數公里。

城市的貧富分化也如此明顯。從奉節港有名的百級臺階爬上來，是成片的小商鋪，簡陋而破敗，擺列成排的鞋子，三四張桌子的小飯館、煙酒店和雜貨鋪，街上是衣著簡單而樸素的居民。這一切雖簡陋，卻顯示出小城的樸素。

從碼頭盤山而上，不遠就是夔州路。這是八月十五傳統中秋節的前一天，夔州路兩旁的樹上間或掛滿了刺眼的紫色和藍色熒光燈，街上人聲鼎沸，人民廣場上百人在跳集體舞，那是在中國很多地方都尋常可見的舞蹈，動感的音樂，輕搖輕擺的舞姿。置身于這條人來人往的街上，有一瞬間會讓人錯覺，這樣的喧囂和吵鬧，密集的人群，通亮的百貨商場，讓人仿佛置身在上海灘。奉節千年的詩城古韻就地抹平了，能得知這里曾經和李白、杜甫、白居易、蘇軾等人有關的歷史，大概只有縣政府的官方網站對外宣傳的文章里。

與新城相貌相對的，是我在縣城外的一個私人博物館里看到的一幅百年前奉節老城的照片。那是1909年，美國地質學家張伯倫帶著他的兒子為洛克菲勒基金會進行東方探險旅行，路過奉節時拍下的照片。照片上，縣城建在平坦開闊的夔峽外，江水平靜，青山巍峨，鎮上的青瓦老房子是浙江風貌。這是縣城此后幾經摧毀又重建的千年古城留下的最早影像。當時出生于奉節縣的包超，原來是曾國藩手下的大將，歷任浙江提督，告老還鄉，在縣城建房子，很多人都照著他的房屋建，不久整個縣城的風貌就變成青瓦白房。

那片青瓦白房的舊奉節城，如今大部分在水下，水上未被淹沒的部分，如今變成了奉節的造船廠。江上散亂著長斗貨船，因燒柴油而噴出濃重的尾氣，與雄偉的夔峽格格不入。從其上的盤山路經過，進入魚復牌樓，到寶塔坪——離白帝城不到一公里的地方，就到了詩城博物館。

雖然當地的政府官員和百姓對他并無感情，但這座私人博物館在奉節之外卻赫赫有名。每個背包旅行者來到奉節，如果厭倦了那喧鬧的城鎮，想看到老奉節的千年詩意和新奉節的古建筑，這里便成了唯一的去處。

詩城博物館的館長叫趙貴林，今年67歲了，他精神矍鑠，瘦高個子，黝紅的面龐，戴著半框金屬鏡。從2002年1月20日，老奉節城開始爆破的第一響，他就開始穿梭在廢墟里。那時趙貴林剛從奉節文化旅游局的黨組書記職位上退休，他世代居住的老奉節有一條街叫“大東門”，是很重要的一個建筑，也是鎮上唯一的老建筑了，代表著二三十年代的奉節古鎮（我在博物館里看到老趙自己動手花費了三個月，1：300的比例還原的老奉節縣城模型里看到了那個大東門，它臨水而建，面朝夔門，相當古樸）。但是政府把文物保護的三億多元，大都撥給了張飛廟和魚紋石刻，眼前的大東門眼看著只能被拆毀。趙貴林想辦法把它搬走。“當時我就說，我來找一些企業家籌錢來搬。”還是有一個企業家愿意出錢，但是后來聽趙貴林說搬去建個博物館，就退出了。固執而執著的趙貴林開始四處借錢，拆房子，蓋房子。老房子的幾千塊古磚搬到新址，木質的大門和窗也搬來了，又自己買了六畝地，花了幾個月的時間，和幾個泥瓦匠一起，在臨江的寶塔坪上，建起了詩城博物館。

在博物館建成的當晚，趙貴林用古文寫了一段建館記：“生于斯長于斯歌哭于斯，幾十年舞文弄墨，鄉音鄉情魂繞筆端。建三峽工程，‘夔州活化石’大東門民居將拆毀。余組織搬遷，國家三建委列入科研課題，感激涕零，傾家產而建館。煙塵中盤跚于老街深巷，拾磚撿瓦，銖積寸累，展滄桑老城之風情，揚千古三峽之文化。鄉親支持，各方關愛，茹苦含辛，三載方成。然末學膚受，手長袖短，貽笑大方。嗚呼，一介書生，綿薄之力，寄情春秋變遷，溶心世紀工程，盡心盡情，聊以自慰。”

如今，博物館已經開館了八年，平日的游客寥寥，趙貴林的老伴看門賣票，他寫稿子，寫劇本賺點兒稿費，以維護日常生活和博物館的維護與發展。八年里，時任重慶市委書記汪洋來看過，后來重慶市的宣傳部長也專程來看過，相同的感想都是感謝老趙，讓他們看到了“一座被收藏的水下千年古城”，覺得不易。后來縣里撥給了他五萬塊錢，重慶宣傳部長回去后也安排調了五萬塊錢，加上其他的費用，趙貴林拿到了十五萬，但也管不了多久。“我們現在就只有堅持、堅持、堅持下來。這八年，國家給了扶持，其他的就是靠門票來維持。”

在有限的收藏條件下，趙貴林的收藏原則也無奈地和傳統的博物館不一樣，那些貴重的、居民不會輕易舍棄掉的東西他不收藏，也收藏不起。他收藏的，都是在八年前大遷徙的混亂中，人們覺得無用而舍棄的東西。而趙貴林憑借自己多年的學養和歷史知識，判斷哪些有價值，他就出很小的一筆錢或者免費拿來，擦干凈，收拾整理好，放進自己的博物館里。

如今，這座3000平米的博物館，已經劃出15個展廳，滿滿的擺放著關于老奉節生活和文化的文物：漢代的古磚，赫赫有名的八陣圖之謎的石頭；劉備托孤的永安宮舊址的一棵千年古樹干；布滿香氣的香樟木建成的老房子也讓他買下來，整體搬進了博物館。老房子里有舊人供奉的泥菩薩、清時的桌椅等，舊時代人居住的雖簡陋但體面的樣子今天依然能看到。

我還在那個香氣撲鼻的老房子里看到了在三峽當地流傳甚廣的一首名為《天地君親師位》的歌謠：天不張胯，地不分家，君不開口，親不閉目，師不離位，位不離仁。

在民間的故事里，這句歌謠出自曹操之口。曹操赤壁之戰后逃亡，到鹿溪時想作短暫棲身，搭建可做住房又可當營房的棚舍，又恐人生疑，于是在新房落成時在堂屋正中設神龕，神龕上寫著“天地國親師位”。村民不解其意，曹操解釋道“天”不頂頭，“地”不分家，“國”不開口，“親”不閉目，“師”不帶刀，“位”不離人。歸納其意，忠、孝、仁、義也。這句在三峽流傳千年的歌謠如今在網上已經鮮能查到，忠、孝、仁、義也漸漸在我們的文化里淡薄。詩城博物館竟成了我們唯一能看到的地方。

趙貴林18歲高中畢業開始參加工作，先在奉節縣城里教書，同時接受函授教育，后來考入西南大學進修中文，這使他成為當地為數不多的大學生。文革之后，他繼續教了幾年書，縣文工團成立的時候，他被調去做編劇。幾年里他發表了很多劇本，在縣里成了名人，就被調去縣廣播局當新聞記者。做了一年，成了新聞部的新聞干事，后來又到文化局當副局長、宣傳部任副部長，直到旅游局黨組書記的職位上退休。在政界混跡了一生，趙貴林卻毫無官腔，我們在夕陽西下的博物館門口坐著聊天，他親切又和藹，指著木樓西側那近十米高的老磚墻告訴我，它們是如何一點點砌上去的。個中的心酸和汗水，也許只有這鎮上唯一的老墻知道。而千年古城奉節的歷史，也只殘存在這老墻上，和靠他撐起的這座詩城博物館里。

云陽的摩的司機張師傅身材壯碩，嘴角留著一圈濃密的胡子，膚色黝黑，笑起來憨厚而可愛，頗像張飛。他載我從長途車站出發，繞過大半個鎮子，去江對面的張飛廟。一路上，他跟我介紹了云陽的三個“世界之最”：云陽的萬級臺階，世界最長，從鎮下一直到連接到鎮頂的石堡塔；用樹木在城對面山上“刻”出來的“云陽”二字，號稱世界最大；還有鎮子西面世界最大的森林公園，這都是小鎮建設不到十年的成果。

我努力再三還是沒有看到那兩個世界最大的“云陽”二字，不知道是尚未建好還是政府以此謊言告訴他的居民以此作為家鄉的驕傲。總之，這種“偉大的工程”在當代中國幾乎隨處可見，它們大都宏大、雄偉，卻同樣以其荒謬和丑陋示人。人們朝不保夕，在云陽已建成能容納25萬人的縣城和尚在建設的另一半能容納同樣多人口的縣城之間，是我在寫這篇稿子時，在網上看到的一則9月15日云陽大暴雨的視頻新聞——那是我離開的第二天，一場歷時四小時，降雨量186毫米的暴雨，云陽各縣的房屋、農田、供電等基礎設施遭受嚴重損失，摧垮了470多間房屋，60多處道路遭受損垮，一家賣小家電的店鋪老板在攝影機前描述他的遭遇，而背后的家電，幾乎全部被水淹沒。那些被沖垮的400多間房子，破落而搖擺地浸泡在水中，幾千年又要經歷著無家可歸。而城市基礎設施的脆弱和那世界最大的“云陽”二字，竟然無意間形成了巨大的諷刺。

在那大“云陽”的下面，就是搬遷后的張飛廟。來之前我知道的關于張飛廟的新聞就是廟里原來的一百多棵千年大樹已經在移植過來之后死亡了，“現在的廟沒有以前好看了，差遠了”，司機張師傅說，“以前的古廟全被那些千年大樹包裹著。”

張飛廟的整體搬遷，耗資近4000萬，歷時近250天，加上監理單位，共有7個單位分別負責建設、設計和施工。08年開始有媒體報道張飛廟的諸多搬遷內幕，諸多的問題使其變成了一個徹底的豆腐渣工程，山體滑坡嚴重，工程層層轉包。那座“江上風清”的雄偉廟宇，如今被當地居民感慨“張飛的魂還沒有回來”。

三峽的建設改變的不僅是幾千年來人們固守的家園，巨量資金的涌入，縣政府腰包的迅速膨脹，小城模擬大城市的建設，這一切在近幾年和未來已經和將要引起更多的改變。

坐船出行的方式已經從大多數本地人的腦海里擦去了，從宜昌到奉節，從奉節到云陽，從云陽到涪陵，從涪陵到重慶，每個地方的水港售票大廳都顯得空當而沒落，已經鮮有居民會選擇坐船出行。小船消失，取代的是每年都有新建成的豪華游輪投入長江，他們一輛輛從江上游過，五星的標準，不菲的價格，使其成為專屬于有錢人和外國的游客。

繼而消失的是江邊的文化和生活，奉節，云陽，萬州，涪陵，這些縣城都從以往的水邊平坦的土地移居到了半山，新縣城的商業中心大都在半山而建，離長江最近的地方一般是破敗而簡陋的地方。2003年三峽被淹之前，《南方周末》記者在涪陵碼頭記錄的一幕可以讓我們看到江邊生活的片段，“和涪陵人聊涪陵，它們十有八九會說：‘我們涪陵是水碼頭嘛！’……涪陵生活重彩濃墨的部分應該在長江邊，在水碼頭。……在此之前，江邊是一個熱鬧非凡的地方，叫錦繡洲，洲上有一個市場，叫做蘿卜市。每當枯水的季節，長江長長的自然沙壩就露出來，人們就趕來在沙壩上用竹竿竹笆葦草搭起棚屋，開始買賣，而長江夏季漲水的時候，所有的竹棚一下都拆去，市場也一哄而散。

王康也回憶了他少時記憶的重慶朝天門碼頭：朝天門碼頭全是擺小攤的，賣橘子的，賣花生米的，衣衫破爛的人物，我當時就能感覺，他們就是歷史的一部分，他們太自然了，夏天漲水的時候，那個梯上會研磨掉好幾十級，冬天枯水的時候全部露出來，我們在朝天門碼頭，我住在沙田保區，那像朝圣一樣，后來我當知青，從重慶到巫山，從巫山回去第一站就是朝天門碼頭，坐船要坐一個禮拜到朝天門碼頭回到重慶，回到故鄉了，那種心情沒法形容，那是我們重慶人的一道風景線，也是中國抗戰歷史的一道風景線。

這樣的風景線被取而代之的是從上海直達重慶，一條全長1768公里，編號為G50的滬渝高速公路。他在地圖上以耀眼的黃色顯示，橫貫大半個中國，像另一條長江巨龍，洞穿山脈，直抵山城。三峽大壩蓄水的第二年末，2009年12月19日正式全線貫通。

我乘坐的從奉節到云陽的長途客車駛過奉節縣城最西側的一段顛簸的土路就上了高速，沿途先是沿江而行，慢慢進了山路，綿延的青山望不到盡頭，狹窄的高速路只能容納單向行駛的汽車，往相反方向的路，則是在十米高的地方單修的另一條公路，過山的隧道頻繁的密布其間。山被鑿空，低地被抬高，這沿途唯一的路只有這一條高速。

相應的是高速路的高昂的費用：5座以下的小型車，每公里的通行費是1.05元；6座及以上、12座以下的車輛，每公里的通行費是1.35元。路上車輛寥寥，雖然才開通不到兩年，但它還是以高效的速度迅速取代了長江（從重慶到宜昌8小時，20小時到上海）成了千年靠水路的長江人更好的選擇。

文章來源：經濟觀察報-書評增刊

圖片來源：圖蟲創意